中共十八大以来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，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全局工作中的突出位置，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，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，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了历史性、转折性、全局性变化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，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，为全球环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和力量。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推动，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、新论断、新要求，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引领生态文明建设走向新征程、迈上新台阶，生动展现了制度优势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亮丽篇章。
2020年，中共中央委托各民主党派中央，围绕长江生态环境保护这一事关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，开展为期五年的民主监督活动，发挥了民主党派的作用，体现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。民进中央高度重视、积极作为，在深入学习贯彻中共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和相关法律法规基础上，明确任务目标，掌握政策依据，深入对口地区调研，广泛汇聚各方力量。在各方大力支持下，扎实有序开展监督活动，考察了相关领域，提出了针对性的意见建议，积极参与了治理工作，并见证了可喜变化，进一步深化了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。
一、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问题
生态文明是现代化的必然要求，反映了生活需要，揭示了社会发展规律。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，随着环境污染加重，国际能源危机频发，全球兴起了保护环境运动。1972年，联合国通过的《人类环境宣言》确立了保护环境的全球共识，得到了广泛倡导和快速推行。随后相继出现了关注人类未来的“可持续发展”理念、探索“可持续发展”模式的“绿色经济”、探索全球气候治理的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》等，所涉内容越来越丰富，从污染问题衍生到环境、资源、技术、产业诸方面，拓展到经济、文化、社会乃至政治诸领域，使这些基本问题具有了生态文明的意义。
1.生产与产业
生产是生活的保障和财富的源头，集中反映了人们的需要与能力的关系。人类从原始的采集捕猎、驯养种植、加工制作等劳动，经过漫长而艰辛的实践，逐渐产生了各种专业化的行业，并演进为农业、工业和服务业三大产业。产业是社会化的生产门类，它们各有功能、共存互动，造福了人类，培育了社会文明。农业发展造就了农业文明，为工业创造了条件。工业发展造就了工业文明，促进了农业技术发展和规模扩张。工业革命以后，机器广泛应用，产业和人口高度集聚，生产力极大提高，能耗急剧上升，污染明显加剧，严重危害人们的健康，促使人们开始关注工业污染问题，并走向了生态文明的探索之路。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，不仅涉及工业中的废水排放、矿藏开采、能源利用等问题治理，还涉及农业中的化肥污染、饲料污染、大棚薄膜污染、秸秆处置等各方面的问题治理。这一发展历程表明，生态文明建设已经全面融入生产系统，对产业提出了新的要求。
农业和工业都以自然物为生产要素，或是劳动对象，或是劳动资料。这一要素特征决定了它们在生产过程中，不仅实现了人们的某些利益，还必然不同程度地影响自然环境，以致影响了人们的其他利益，产生了两大主要问题。一是污染问题，即在生产中过多地排放某些物质，通过自然环境直接危害人的健康，比如大气污染、水源污染等。二是损耗问题，即在生产中过多地消耗某些物质，使得自然资源难以保证人的长期利用，比如耕地占用、林木采伐、动物捕杀等。这些问题一旦造成公共危害，实质上就是对生产的异化。导致这些问题的因素，就生产层面而言，主要是技术能力和生产规模的大小。与农业相比，工业生产技术和方式可以造成更多不可逆的污染和损耗，高度机械化、自动化、规模化的农业，对环境具有相似的影响。就管理层面而言，主要是产业政策和资源政策的导向，它们调控产业的功能和目标，涉及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的优化。
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处理产业问题，但它不否定产业，也不取代工业。它与产业的关系，犹如人的健康与生产的关系，两者都是人的需要，各有价值，互为条件，缺一不可，但需要保持彼此协调，保障人的健康，避免相互冲突。推进生态文明建设，从观念上说，就是强调“生态”之于人的价值，这为产业提供更全面的价值取向、更健康的发展导向。从实践上说，就要针对产业中的污染和损耗问题，优化管理体制机制，促进技术进步、产业升级，取得符合生态系统规律的生产成果，维护人与自然的应有关系。
2.自然与环境
生态文明建设以自然生态、自然环境、自然资源为主要对象，以“人与自然关系”为基本命题，这里的“自然”都是指自然界或大自然、自然物或天然物。它提示人们，实现自身发展，首先要更好地理解和对待自然界。
人类在自然界繁衍生息，既取其利，又遭其害，对自然界有着本能的归属感和敬畏感。随着能力的提高，人们更加主动、更加善于利用和改造自然界，为自己营造出与大自然相对分离的生活场所，创造出人口密集、关系复杂的社会形态，增强了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，也赋予了自然界越来越多的人世间的意涵和价值。人们通常以自己为主体，把自然界作为客体；以自己为中心，把自然界作为环境，称之为“自然环境”；以自己为需求者，把“自然环境”作为利用对象，称之为“自然资源”；以自己为占有者，把自然界割据为专属物，称之为领地、疆域、地区等。
人类天赋异禀、能力超群，但终究是自然界的一分子，更是生态系统中的一环，不可能与自然界对等对抗，只能主动适应自然界变化，接受自然界影响，理解自然界规律，正确把握自身的地位和作用。自然界是万物有机联系的整体，包括人类在内的每种事物，都对外部发生作用，也都受外部影响，在彼此促进、相互制约中不断演进，没有绝对孤立的、凌驾于万物之上的事物。公平地说，当人们在自然界以主体或中心自居时，客观上也成为了其他事物的客体或环境；当人们理所当然地利用自然资源时，也应当理所当然地承担起对于它们的义务，如果回避这种义务，事实上就破坏了生态关系，最终也会减损人的利益。从这种意义上说，人类应当像公正处理人际关系那样，把自然界作为需要保护的对象，把“资源节约、环境友好”作为社会任务。
3.文明与社会
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质是“文明”，特征在于“生态”。大致来说，它致力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，以实现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”为导向，以“人与自然”为主要对象，维护两者的生态关系，构建两者“和谐”的机制，取得两者“共生”的结果。基于这些显著特征，人们通常称之为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新形态。
“文明”是人类创造的成就。从古至今，人类文明源远流长，不断演进。农业文明基于农业，工业文明基于工业，它们都源于生产力或物质生产的高度发展，显示了人类利用自然、造福自己的能力，反映了具有阶段性特征的发展理念和文明意识。建设以“生态”为名的文明，为文明注入了新的内涵，提出了新的课题。
“生态”是由生物构成、生物与环境相互作用形成的自然现象，先于文明乃至人类的出现，但生态问题是伴随文明发展中的问题。人类的出现特别是文明的进程，使得生态发生了普遍的变化。这些变化是人类而不是其他生物所愿所需的，事实上也不总是对人类有益无害的。推进生态文明建设，就是要遵循生态系统的规律，控制人为干预自然界的程度，提高人类发展的质量和水平。显然，这个过程是对产业的扬弃，必然会引起生产、经济效益的变化，甚至影响部分指标的增长。根本上，这是对文明的扬弃，必然触及对发展、文明、利益等的理解问题，甚至会引起观念和实践上的冲突。
文明是社会进步的标志。农业文明、工业文明具有产业特征，但根本上是社会发展阶段的特征，不限于产业形态或经济形态。更确切地说，产业是社会活动，通过产业高度社会化，社会生活与产业高度匹配，才形成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。生态文明建设是社会发展的新课题，它不仅需要协调社会内部关系，共同控制污染和损耗，公平分配和合理利用资源，构建和谐社会；还需要协调社会外部关系，以人类社会的和谐，实现“人与自然”的和谐。这就需要转变观念、探索创新，从需求、消费到生产，从发展目标、价值理念、思维方式到活动规范，全面构建“人与自然”的关系，共同保护“地球村”。
二、生态文明建设的探索实践
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，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决定了我国的环境保护任务特别艰巨，巨大的人口规模和资源需求，使环境质量、资源供给承受着巨大压力。迫切的发展愿望、强劲的开发势头，加上早前粗放的生产方式，致使环境问题量大面广、不断加剧。
1972年，我国参加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，主动融入全球环境治理进程，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，并针对国内严重的环境问题，开始了治理工作。1973年，国务院召开首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，确定了“全面规划，合理布局，综合利用，化害为利，依靠群众，大家动手，保护环境，造福人民”的工作方针，通过了《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（试行草案）》。改革开放后，环境保护工作得以逐渐恢复。1979年，我国颁布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（试行）》；1983年，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把环境保护确定为基本国策，制定环境保护事业战略方针；1989年，我国颁布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；1995年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的基本战略，生态文明建设由此具备了法律保障和战略地位。
进入新世纪，中共中央把“可持续”作为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。中共十七大报告将“建设生态文明”纳入了“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”，在部署经济建设任务中，单列了“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，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”一节，对生态环境治理作出了战略部署。
中共十八大以来，中共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，全党全国推动绿色发展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，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，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、转折性、全局性变化。
1.新时代的决策部署
中共十八大以来，生态文明建设全面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奋斗目标、中心任务、发展理念、总体布局、重大改革，呈现出全局性、系统性特征。中共十八大报告在“过去五年的工作和十年的基本总结”中，阐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成绩，指出了资源环境约束等问题，提出了全面落实“五位一体”总体布局的要求，把“生态文明建设”纳入其中，确立了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大局中的重要地位。在“生态文明建设”任务部署中，强调了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，融入经济、政治、文化和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，努力建设美丽中国，指出了“美丽中国”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。在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”中，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、环境友好型社会。在“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”中，提出要建立生态文明制度，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。中共十九大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，提出了“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，建设美丽中国”的目标任务。中共二十大开启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征程，确定了“推进中国式现代化”的中心任务，把“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”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。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把“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”作为其中的重大举措。
概括而言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是强国建设、民族复兴，“美丽中国”是题中之义。实现奋斗目标，必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，其中的建设任务是生态文明，其中的改革任务是生态文明体制。“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”是发展理念，是奋斗目标的内涵，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，因此也是生态文明建设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原则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”的重要性，要求生态文明建设首先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原则；谋划经济社会发展必须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，要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，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。这些关系和要求，构成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原则。
2.新征程的改革探索
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，这是新征程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课题。在实践中，要致力于明确“谁与哪里”“怎样算是和谐”的现实问题，把中国共产党的理念转化为治理共识、标准、方法和制度，落实到治理体系各环节中。关键在于转变发展观念，加强自我约束，协调好自身需要和自身作用的关系，正确把握自身与外部的关系，以更文明的自我意识，构建更完备的体制机制，建设更和谐的社会，创造更美丽的家园。
要坚持目标导向，准确理解“和谐共生”的关系。人必须与自然界“共生”，“共生”是人的需要。自然界是永恒的，其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。自然界是运动的，其原因在于内部因素的相互作用，其结果对人有利有弊，既有“自然资源”，也有“自然灾害”。人在自然界运动中的作用，不决定自然界的存在，但会改变其内部关系，既会影响其他物种的生长，也会造成自我伤害，包括致命的、持续的伤害。人必须与自然界“和谐”共处，以自己的能力和作用，维护“共生”的机制，其基本依据是生态系统，底线是防范“自然灾害”和“自我伤害”。
要明确主体责任，准确理解“人与自然”的关系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题中之义，核心是“人”的关系，关键在于构建和谐社会、和谐世界，使人人都善待自己的、他人的、后人的家园。对国家而言，既要参与全球的、区域的、流域的环境治理，防范国（境）外的环境污染的影响，维护国家的发展利益，还要针对国内“人与自然”的关系，坚持环境资源的公共属性，健全法律法规，协调全国和各地的资源需求，规范全社会的保护义务和利用权利，强化政府主导和监管责任，形成共同配合、各尽其责、相互监督的环境治理体系。
要立足总体布局，强化统筹推进的合力。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事关全局和长远，意义重大而深远，任务艰巨而繁重，必须统筹推进经济建设、政治建设、文化建设、社会建设、生态文明建设，同题共答、同向发力。在经济建设中，要保障环境保护的投入，促进资源利用效益，优化资源政策和产业政策；引导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，把生态文明与信息化、智能化等有机结合，推进高质量发展，转变增长方式，促进产业转型升级，发展绿色经济、循环经济，丰富生态产品，适应人民群众对绿色低碳生活的需求。在政治建设中，要坚持中国共产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，牢牢把握中心任务，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；紧紧依靠人民群众，为环境保护汇聚智慧和力量；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，推进“全领域转型、全方位提升、全地域建设、全社会行动”，消除体制机制障碍；强化法治对环境治理的保障和约束作用，统筹自然物范畴的环境、生态、资源、能源、土地等法律法规，明晰权利和义务、权力和责任，公平公正维护权益，规范保护和利用行为。在文化建设中，要宣传阐释“生态文明”的内涵；加强生态环境领域学术研究，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科学理论和方法；倡导合理的消费观念，引导形成良好的生活态度和方式。在社会建设中，要立足民生保障和改善，顺应人民群众对环境保护的新期待，协调公众对公共资源和环境的各种需求；引导公众参与环境治理，夯实环境治理的社会基础。在生态文明建设中，要强化专门领域的特征和作用，把握生态系统和自然环境变化规律，健全保护标准体系，优化保护方法，实施环境污染监测和监管，开展环境保护和修复，评估资源利用绩效，加强专门队伍和机构建设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活动。
（作者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，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主席）
作者：蔡达峰 编辑：邵飞